信仰培育組

簡單背景資料

2015年5月7日,維多利亞州立法會通過’Inquiry into End of Life Choices’「臨終選擇的探討」1動議,交由Legal and Social Issues Committee 法律及社會事務委員會(下稱委員會)跟進。本年六月,委員會就上述探討發表最終報告Final Report2,這報告提出四十九項建議,第一至第四十八項是有關Palliative Care 安寧照顧3,而第四十九項是有關Voluntary Assisted Dying 自願輔助死亡。本年七月二十一日,Ministeria Advisory Panel on Voluntary Assisted Dying 按部長指示的諮詢小組亦發表其就「自願輔助死亡」的最終報告,並提出六十六項建議。四天之後,維州州長Daniel Andrews丹尼爾‧安德魯會見記者,表示會採納這個由「最好的臨牀、法律、消費者、臨終護理及健康方面專家」4所組成的諮詢小組的全部建議,並且希望於本年下旬向立法會提交法案,讓議員討論及投票。驟眼看州長辦公廳所發放的新聞稿,以為這些專家全部支持自願輔助死亡,但其實他們的任命只是就「臨終選擇的探討」第四十九項建議,厘定一個適合維州情況的框架,提供一個通路,讓「那些、即只是那些,處於他們生命中最後階段及正在受苦」的人,能「選擇他們死亡的時間及方式」5

這個框架共設有68項保障措施,分別應用於申請資格、申請程序及評估、監察和執行四個範疇上。簡單來說,凡年滿18歲、常居於維州的居民、有決策能力、被確診患有晚期、持續變差及引致死亡的疾病,在受苦並只有十二個月或更短存活期的人,他們有資格向他們的醫生提出自願輔助死亡的申請,而這申請是階段性的進行6

為甚麼州政府有此立法

法律及社會事務委員會主席在「臨終選擇的探討」最終報告的前言中說了幾點:(一)法律上能提供垂死病人協助的並不一致: 一方面,醫生可因病人的要求,明知因此而達至死亡,而停止維持生命的治療;另一方面,醫生—只要原意是為減輕痛苦—可以給予病人能導致死亡的嗎啡份量;(二)事實上很多死亡是在「法律的影子下」發生而政府沒有起訴或要求嚴厲懲罰的;(三)在沒有臨終的選擇下,很多社區的長者,往往在可佈的情況下,自行了斷。(四)委員會認為真正會運用這個「自願輔助死亡」模式的人數將會很少7,但正因為有這個模式的存在,很多人會因此而取得安慰。換言之,政府為了滿全極少數人的意願8,又為減輕法律上的不一致,堅持立法。

一些持份者的立場

  1. Austr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澳洲醫學會(簡稱AMA)在24.11.16發放題為Euthanasia and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(安樂死及醫生協助下的自殺)9立場聲明,清楚表明他們的信念:當病人提出要求加速他們的死亡時,醫生該留意病人是否受抑鬱症、其他精神方面的紊亂、痴呆、決策能力降低,或臨牀症狀控制失宜等影響,以找出調息病人需要的方法;如果醫生按良好醫療守則工作,不提出或不繼續延長生命的做法、或給予旨在減輕症狀而其副作用會加速死亡的療法,即不構成「安樂死或醫生協助下的自殺」;總而言不,「醫生不應介入任何以結束一個人生命為動機的于預措施」,而政府該最優先及竭力地改善安寧照顧。
  2. Palliative Care Australia 澳洲安寧照顧協會 (簡稱PCA) 向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10清楚表明:安樂死及輔助自殺不是健康照顧11,很多時當人表達想死或快點死去的願望時,他們其實是在表達自己內在的或與他人關係間的無法忍受情況,而這些情況是與抑鬱、絕望感,感到自己成為他人負擔等因素有關連;在獲得悉心聆聽、關愛及適合的醫療照顧後,病人這些想快些死去的念頭便會消失12。但是,輔助自殺一旦合法,處於困境的人(尤其那些家暴受害人或被虐待的長者)有可能更難於承受來自家庭或社會的壓力,而認為自己有責任死去。
    因此,安樂死或輔助自殺會帶來危險—社會文化上的改變,病人對醫療專業人士的信任會被削弱,更嚴重的是醫療文化的改變。PCA舉了Belgi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2014 比利時深切治療協會於2014年的聲明為例:「我們認為給予病人超過他們所需的鎮靜劑份量,從而縮短他們死亡的過程,不單是可以接受,而且是理想的 … 臨終病人的照顧計劃,當然要與病人及其家人磋商,但最終的決定是由團隊,而不是由家人,作出的」13
    與此同時,PCA參考了那些實行安樂死或輔助自殺的地區14,留意到參與計劃的一部份醫生在情緒及心理上所承受的負面影響:他們對病人的突然死亡感到震驚、感到自己被牽進病人尋死的願望、感到無助及孤獨等。PCA重申:公共政策及法律的責任是促進公共利益和保護弱勢社群。
  3. 墨爾本天主教醫療團體及天主教會的立場:
    澳洲最大的天主教非盈利健康與老年護理組織St Vincent’s Health Australia 澳洲聖雲先健康(簡稱SVHA)在提交委員會的意見書15中清楚聲明,人的生命是神性的,該組織的一切醫療照顧及如何照顧病弱亦以此為依歸;政府提議的法案基本上違反此原則,固此「我們不支持此法案」。「我們認為最佳做法是投放更多資源予安寧照顧及其他有關的專業」。
    另外,全澳最大的非政府而提供醫療、老年護理及社區照顧的聯合組織Catholic Health Australia澳洲天主教健康16(簡稱CHA)在其立場書17清楚表明:CHA催促安德魯政府發布它的financial modelling財務模型,以證明政府(一旦自願輔助自殺成為合法化)如何分配資源予臨終照顧及教育,作為確保所有維州居民,除了自願輔助自殺的選擇,能有其他公平的選擇渠道。
    本年四月,四位墨爾本教省的主教 (Archbishop Denis Hart, Bishop Paul Bird, Bishop Patrick O’Regan, Bishop Leslie Tomlinson) 發表牧民書信,當中以教宗方濟各的說話提醒我們:褔音帶來的慈悲陪同有需要的人,那慈善的撒瑪黎亞人「看見」、「動了憐憫的心」、走近和提供實質協助。安樂死及輔助自殺不但與「照顧」對立,更是捨棄那些病弱受苦、年老及臨終的人。類似這些立法每每被展示為應用於很嚴謹的範圍,但從已實行的地區事實來看,因為人們已接受「某些生命是不可戀的」,法案的修訂會隨著時間遞增:在比利時,從2014年開始,兒童可以被安樂死;現在,患有精神病的也可接受安樂死。在荷蘭,現在已經有聲音催促給予年滿70歲而認為自己「對生命睏倦」的人這條路。因此,「我們敦促我們選立的代表,拒絕踏上這第一步」18
    在七月三十一日,七位基督宗派的領袖(包括羅馬天主教、聖公會、信義宗及其他天主教及正教領袖)聯署發表公開信給維州州長,強烈反對將輔助自殺及安樂死合法化,原因如下:(一)人的尊嚴是成就於尊重生命,而不是挪走生命—固此需要較完備的照顧;(二)不能完全保證錯誤及濫用不會發生,沒有任何「保障」可確保這種死亡是完全自願的,總有可能是出於差錯、欺騙或強迫;(三)政府認可這種為求結束痛苦的自殺,就是發放混亂訊息,對年青人及弱勢社群尤其不利,大大消弭社會防止自殺的努力;(四)削弱對醫生的信任:一旦把醫療工作的基本原則:「不加傷害和殺死」撤去,我們醫療系統的完整性便會受損。當安樂死或輔助自殺成為一個選擇(即使是沒有說出來的),這選擇變成一個「期待」的日子會遠嗎19

反思

  1. 委員會選用「自願輔助死亡」這名稱,一方面強調那是個人的自決(autonomy) ,另一方面卻想減輕因自殺所帶來的恥辱(stigma) 。事實上,人沒有可能完全自決,因為人是需要人際關係才能生活。就實際執行一宗「輔助死亡」,就已經需要兩位(某些情況三位)醫生、兩位獨立證人、一名聯絡人、藥劑師、以及當毒藥是由醫生親自給予的(即病人不能自己吞嚥的時候)另一位證人在場。一個人的決定可以很深遠地影響其他人。
  2. 澳洲每年大約有五萬名病人在醫院接受安寧照顧,當中持續表示想接受輔助自殺的少於1%20,安寧照顧在澳洲可算是世界級水準(這一點委員會亦承認),如果要讓更多人(尤其是住在偏遠鄉村地區的)接受安寧照顧,為甚麼政府不優先處理這方面的需要?
  3. 人對痛苦的感受並不相同,從俄勒岡的資料來看,病人認為「失去自決能力」、「不能如過往做喜歡的事」、「失去尊嚴」就足以構成極大的痛苦,有時身體上的痛苦反而不是最重要。今天,在發達的國家流行著一種文化,崇尚效率和享受,視痛苦為邪惡的縮影,非要消滅之不可21。另一方面,人會出於同情,希望能以輔助死亡減輕臨終者的痛苦。聖教宗若望保祿說:真正的慈悲是分擔別人的疼痛,不是因為不忍看見別人受苦而給他安樂死22
  4. 我們作為基督徒可以怎樣看待自己的痛苦呢?耶穌憐憫病人及關心眾人的痛苦,他治愈及餵養他們,眾人的苦痛已經成為耶穌的苦痛。再者,耶穌在加爾瓦略山上所受的苦難帶來了人類的救贖,基督已經把人類的苦痛置於心中,因此我們可從基督的苦難中看到我們自己(已被基督擁抱了)的苦難,由此信仰角度看自己的苦痛,我們可在當中發現一個新的內容和意義嗎?23

總結

「自願輔助死亡」法案如獲得通過,它將會長遠地影響個人、家庭、團體、機構、以致整個社會;人們對臨終照顧的態度會改變,弱勢社群會受影響,醫療工作者及其服務的機構會承受更大的壓力,「死亡的文化」將在我們社會散開,影響我們及我們的子孫,我們能作甚麼阻止這事的發生呢?正如赫德總主教在《致全體維多利亞天主教徒的牧民書信》中鼓勵我們:要祈禱及行動;請讓我們選區的議員知道我們的關注,並讓我們不斷地呼求主耶穌基督及懇切請求天主聖母為我們轉禱!


1 本文內的各種名詞,除另外註明的,均為筆者試譯,如有錯誤,敬請原諒。

2 在這個「探討」過程中,委員會共收了1037份意見書(個人925份、團體112份,並且舉行了17次的公開聆訊),旨在找出「自願輔助死亡」的優點及可行的法律,但對於讚成或反對的反映,一概不放在考慮之列。

3 為Palliative Care此辭,除另外註明外,本文採用《天主教教理》第2279號的繙譯。

4 《同路人》第536期,社團消息版『維多利亞州州長專欄』。

5 https://www2.health.vic.gov.au/about/publications/researchand

6 此68項保障措施的概要可見於Ministerial Advisory Panel on Voluntary Assisted Dying, Final Report p.203.

7 在美國俄勒岡州Oregon和瑞士,以類似此模式的死亡是全部死亡人數的0.4%。

8 ‘While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is not an obstacle to good medical practice for most people at the end of life, it does not accommodate the needs of all.’

9 https://ama.com.au/system/tdf/documents/AMA%20Position%

10 www.parliament.vic.gov.au/Submissions/Submission_236_-_Palliative_Care...

11 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照顧介定為「以提高、維持、監察或恢複健康為目的,個人或團體所提供的服務」。

12事實上,從俄勒岡州的資料顯示,在那些獲發可以致死的藥物的人當中,有35%最終沒有服用它。

13 Souttiauz, Thierry, et.al, ‘Piece’ of mind: End of Lif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,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 29 (2014) 174-175

14 這些地區包括荷蘭、比利時、俄勒岡、瑞士。另外,加拿大於2016年六月通過「醫療輔助死亡」法案。

15 https://svha.org.au/wps-position- statement-on- palliative-and- end-of- life-care

16此組織成員包括Cabrini, Calvary Health Care, Mercy Health, St John of God Health Care, St Vincent’s Health Australia, Southern Cross Care (Vic), Villa Maria Catholic Homes

17 www.cha.org.au/images/20170413_Assisted_Dying_Vic_-_FINAL.pdf

18 www.cam.org.au

19 同上

20 www.cha.org.au/images/20170413_Assisted_Dying_Vic_-_FINAL.pdf

21 John Paul II, The Gospel of Life, (St Pauls: Homebush NSW, 1995), p.32, 121.

22 同上, p. 127.

23 John Paul II, Salvifici Doloris,1984.